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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社会变革的深入期的到来，我国公益机构的数量，特别是公募和非公募基金会的数量日益增多，他们所占用和管理的社会资产也在不断增加，从而引起的社会和政府关注也越来越多。一方面，公众和政府对公益机构在清廉透明和效能方面的顾虑和疑虑不断增加；一方面也引发了对公益界“职业化”和精神腐败的疑虑。那么，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关系，甚至是因果关系？自2011年郭美美事件以来，这种疑虑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过去两年以来公益界的很多丑闻，公众的很多疑虑，我认为都是职业精神不够所致。那么，到底什么是职业精神，什么是公益界的职业精神，如何看待公益界的职业化问题，以及实现职业化的路径，正式本文想要探讨的问题。

一． 职业精神及其特征

在中国，职业精神有相当负面的含义。在工商界，很多人认为职业精神就是“只对薪酬负责”，哪里薪水高就往哪里跳的唯利是图精神；在公益界，很多人认为职业精神就是官僚主义、是文牍主义，是不接触社会的闭门造车作风。两者都认为职业化可能导致缺乏激情、没有热情和效率低下。“职业经理人可以用，职业经理的精神不能用”可能是一个有关的著名论调。

然而，从我本人的观察和对国际国内职业人士的沟通中发现，职业人士所理解的职业精神与上面的理解有差异。职业精神其实就是把事情做好，做完美的精神。职业精神实际上是专业能力和职业道德之和。根据我的理解，职业精神和职业人士有如下几个特征。

首先，职业精神就是专业精神，职业精神要求从业人员具有相当的专业能力，职业人士自信其掌握和精通对其所从事的行业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这一点和一般所说的专业能力没有区别。但职业精神超越专业能力范畴的主要区别，也是职业精神的精髓所在，往往在如下被人们所误解和轻视的两个方面。

一是职业精神是具有职业道德，尊重自己的职业的精神。在这种精神指引下，职业人士负责的首要对象不是老板，也不是自己，而是自己的岗位责任。对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在主观意愿上追求做到尽善尽美。不唯上，不唯己，只唯职责。同时，他们也要求自己工作的职责尽可能清晰可测量。也就是在自身的工作职责范围内工作，所谓“不逾矩”。

二是职业精神是尊重和遵守行业规范的精神。职业人士强调职业标准和规范化，按照行业标准和规范完成工作。因此，职业精神是看着工作成果和质量的精神。在职业精神的指导下，工作质量的好坏是按照一定之规，可以清晰测量和比较的。正是因为有规范和标准，工作质量才有提升的空间，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

职业经理人就是具有上述具有职业精神特质的人，也就是人们经常所说的“职业人士”。他们讲究专业能力，强调将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按照专业的标准和行业的规范做好，做到尽善尽美，因此可能因此苛求他人。他们强调问责，但是只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问责。他们工作努力，但是只在自己的工作职责范围内努力。因此要让他们象创业者那样去献身是不能够的，他们最大的问题可能是缺乏事业心。由于强调对工作职责负责，他们认为工作职责和规范高于老板的要求。对老板式的人物，他们缺乏“人身依附”精神气质，因而不为老板所喜。然而，正是这种独立的精神，可能使他们形成独立于老板意志的行业规范，推动行业的发展。

二． 什么是公益界的职业精神

公益界的职业精神，从本质上说与工商界的职业精神是没有区别的。只是公益的事是利用公众资源做服务公众的事，是改善社会的事，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好事。所以英文中有句话叫做“把好事做好”，应当是对公益界职业精神的最好注解。

有一个不同点可能是，公益界的职业精神，相较于一般的行业规范和约束，需要更多的自律，即自我约束。因为公益界是利用公共资源服务公众和社会，特别是在我国，公益资源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公众捐赠（不同于大额的个人和家庭捐赠形成自己掌控的捐赠机构），不仅资源相对有限，而且使用这些资源的规范不是很清晰。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中，公益人士自身所消耗的公共资源，如果不是尽可能少，那就应该是控制在一个“不超出必要”的水准。 当然，什么是必要，没有一个清晰的行规范，因此自我约束显得尤为重要。例如，一个政府公务员，或者企业人士，如果到了一定的级别，在旅行途中可以乘坐头等舱。而一个公益界人士，无论到了什么级别，有什么样的特殊性，乘坐飞机头等舱可能都是很难被公众理解为“必要的”。即使机票是捐赠的，或者是免费的，也不免引发公众的猜疑 – 因为这不符合公众对资源使用的期待。因此，为了机构的名誉，应该避免做这种事情，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爱惜羽毛” --- 约束自身的需求使其符合公众期待，或者正式对公益职业精神的最好注脚。

三． 在当前我国公益界提倡职业精神的相关性

第一， 当前中国公益界缺乏职业精神的第一要素，即“把好事做好”的专业能力。因此，大有必要提升公益行业的专业能力。公益行业是专业性很强的行业吗？公益行业的专业性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一点在行业中未必有共识。很多人认为，公益行业就是“出钱出力献爱心”的行业，只要有心，就能做到。只要努力，就能做好。殊不知，公益部门，如果真的能成为一个和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鼎足而立的行业，其必然有其行业壁垒，即那些专门的，用以提高公益行业效率和效力的技术。比如项目成果的评估，什么是好的项目，如何测量项目是否达到了成果、带来了真实和持久的变化，如何评估项目是否对社会起到的推动作用，实现了社会效应。都需要相当专业的技术和能力支撑。现阶段，公众将眼光放在“透明”而不是“有效”上，正说明我国的公益行业发展还处在“代理人”阶段，离社会发展“引擎”阶段还差得很远。正因为如此，公益从业人士很有必要提升自身的专业意识和专业能力，推动中国公益行业从“透明”到“有效”的实质性变革的到来。

第二， 缺乏把好事做好的意愿，这一点相当要命。要把公益的事做好，也需要能力，有难度有壁垒。如上所述，难度高的是做不好是能力问题，需要相当的资源和耐心。但没有难度和技术壁垒的问题也做不好，就是意愿问题。很多人认为到公益界来工作就是献爱心，怎么还会存在意愿问题？事实上，很多人从事公益行业，是本着一个单纯的“志愿”之心，因此存在相当的道德优越感，这在行业中已经有共识。基于这种道德优越感，工作上只对自己的心负责，不对工作质量和成果负责。比如一封邀请函的格式和行文是否美观方便阅读，大大咧咧，发出去就算完事。这种态度在公益界的工作中并不少见。只有充分意识到公益界存在卓越意识不足的问题，才可能在现实工作中靠近卓越。

第三， 其实也是最重要的是，公益行业缺乏规范和标准，不了解规范，更谈不上对规范的尊重。不了解什么是好，更谈不上如何做到更好。比如在治理层面，大到规范的治理是什么样子，理事们都应当承担有什么样的责任；小到理事会应当怎么开，会议纪要怎样写，都没有一定之规。又比如项目方面，大到项目的设计的基本思想和方法是什么，项目的产出，成果和社会效应应当如何衡量；小到项目资助协议如何拟定，项目付款单如何填写，都非常模糊，花样百出。这自然跟我国公益界的发展时间段有关系，但这并不是对“规范不足”问题视而不见的理由。相反，提升公益界的职业水准，就是要在行业规范上做文章，下功夫。目前行业内有一些这样的努力，如基金会行业的“自律联盟”，公益机构的“自律吧”，行业内外的一些透明指数和标准等等。

虽然公益行业缺乏职业精神有其存在的历史和社会原因，如大量公益机构脱胎于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其行政倾向必然导致其精神取向是“唯上而不唯规范”；企业主导的公益行业中，特别是基金会行业兼职现象严重，工作职责不清，问责职能交叉；又比如政策导向中的传统慈善观念，为政府拾遗补缺的观念，，不能凸显公益行业自身独有的社会价值，将公益行业的运行视为“资源运转方”和“爱心代理人“等等，不一而足而无不损害公益机构的独立和问责，自然导致职业化水准低下。这些原因都会导致一些恶劣的后果。一是整个行业在效能和行为上对不起公众和政府，不符合工作和政府的期待。行业的贡献看不出来，无效公益必然导致无能公益，导致政策变化，行业衰落。二是得不到政府和企业作为资源方的尊重。资源进不来，资金进不来，行业难做大；从业人员缺乏尊严和职业自豪感，更谈不上职业发展。

中国公益界近两年非常热闹，一方面得益于互联网发提供的参与机会，一方面得益于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然而，这些现象现在看来死烈火烹油，但我们也要未雨绸缪看到行业潜在的危机。

四． 如何回应公益行业“职业化”程度低的问题

1. 首先要意识到有问题，意识到有规范，而且应当有规范，按规范办事。特别是行业领袖和政府，不应当讳言“职业化”的问题，应该大胆地提出来。政府出台指导意见，行业出了指导手册，同行之间相互学习。目前已经做了一些事，精力主要集中在能力提升方面，在精神层面和规范层面做得还不够多。必须意识大现代公益的特征是组织化和制度化，而人是左右组织最重要的资产。组织化的公益慈善活动，应当引导足够的资源型机构本身的人力资源而去，从而将提高“直接成本”的效益，从而提升机构的总体效益。

2. 从基金会行业做起。基金会行业资源相对较多，限制相对较少，共同努力建立规范，自己争气。基金会中心网出台了透明指数，最近要启动职业培训，首要的对象就是基金会领导人，包括理事长，秘书长和理事。培训的重点在观念层面，而不是技能层面。培训的总目标就是要“显著提高我国基金会行业的职业水准和运作水平”。这次培训坚持“向企业学习”的精神，倡导专业性，培养出一批尊重自己的岗位，具有相应的能力，重视行业规范的“公益职业经理人”。长江商学院是培训职业经理人的地方。从而得到了长江商学院的大力支持。

在长江公益委员会成立周年之际，仅以此文为贺。